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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严的实现需要有个人财产，因此可以推导出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由此宪法无需规定物质帮助权。

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的极端倡导者是施瓦布（Schwabe）。根据共生关系标准，当国家和一个私人组织之间的一个密切连接是由使私人组织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的联合行为和互相依赖关系造成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

[8]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学院诉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Brentwood Academy v. Tennessee Secondary School Athletic Association）案判决中，在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方面，又采用了有别于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据此，依据国家行为理论，宪法权利规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私人关系领域，而只适用于私人或私人组织实施了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为的私人关系领域。且私法自治，公法不能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在这个含义上，宪法权利应当具有绝对效力。在公领域，这些私人可以被迫尊重他们不喜欢的决定，但这一点可以借助于这些决定在民主上是合法地被证明为正当。

然而，最高法院的国家行为原则仍然植根于这三个标准，国家行为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分析而产生。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是，根据公法，宪法的潜在适用性在任何案件中都不能够被完全地忽略。3、我们的选择行政和准司法之争、层级监督和救济之争，都只是面相。

在这方面，上级的责任重于下级，能力高于下级，意愿优于下级。复议机关作为上级机关，对法律、政策的把握略胜一筹。参见，左为民：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6期。其次，随着司法元素的迁入，行政复议在程序上越来越接近法院的程序，至少是和诉讼上的简易程序差不多。

第二，不必刻意禁止私下接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是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是一种行政活动，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的程序，使行政复议‘司法化。

因为行政主体理论从法律授权出发，将决定等级做了更严格的限缩。同级人民政府对职能部门决定的撤销、变更，只能借助组织法上的概括授权来解释（《宪法》第10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第66条）。当面审理应当采取什么样式呢？从英国的传统上看，口头听证一般是对抗性的，这被多数人视为程序公正的黄金标准（The adversarial oral hearing has been regarded by many as the gold standard of procedural fairness）。调解不成，如果双方同意，可以采用简易程序裁决，由一名复议委员审理裁决。

或者至少像韩国那样，法律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只能按委员会决议的内容做出裁决，不得予以修改，也不能要求再次进行讨论和做出决议。这是我们迄今没有使用过的。在我国，《行政复议法》（1999年）第22条沿袭了《行政复议条例》第37条的规定，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10]参见，张春生、童卫东：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载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受案范围上不再强调行政上的领导关系，能够尝试着把更多的公法纠纷，尤其是行使公共权力、担负公共职责的第三部门纳入。前一个情境在我国似乎不存在，但后面这些在我国也都通用。

如果采取裁判原理，复议机关就断不能成为被告。目前已完成修改试拟稿，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但是，复议案件多半在事实上就存有争议，或者因为执法不规范、卷宗不齐全，仅凭阅卷很难辨清事实，所以，要求原则上适用书面审，不免无的放矢，不切合实际。参见，王建新：《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答辩）。所以，维持率长年在50%以上，居高不下。在行政决定过程的链条上，早先是把裁判所放在行政部分，是行政过程的一个阶段（tribunals as a stag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与行政机关不分离，也不独立，[12] 人事任免和财政均把持在行政机关手里，具有强烈的行政属性。英国在历史形成的格局上做了一番整理，条理一些，但行政裁判所在行政决定的链条上还是处于不同的位置（In practice, tribunals still occupy very different positions in decision-making chains.），[24] 也很难完全一致。六、 程序增构《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仅用寥寥几条，按照行政程序范式，搭建了简约的复议程序。

它是以行政机关为主导进行的，是一种行政行为，却按照司法性的程序实施。[7] 只有提升行政复议的公正性、亲和力，又保持快捷、经济和专业，这才是根本。

行政处分、人事处理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似乎也不应该例外。只能触碰行政自由裁量的自治内核的合法性外缘，不能探入其中。

【摘要】行政复议法的修改目标应当是提升行政复议的公正性、亲和力，又保持快捷、经济和专业。[35] 它们同样享有裁量的自治内核，可以左右政策的形成和走向，担当着政治责任。

立法的原意是为了追求效率，书面审查简便易行。其次，还有在工伤认定、交通事故认定、医疗事故认定等领域出现的类似复议或裁判的机制。二是必须合法，也就是有着依法行政的要求。一种激进的观点是，要彻底贯彻二次决定理论，一律由复议机关当被告，使其无法投机，抑制其自利倾向。

[13] 之后，对行政裁判所属于司法范畴已无争议，但制度上还未实现。[18] 再次，复议机关不够中立，易受行政干预，严重妨碍了行政复议效率和公信力的提高。

这些年，为了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行政诉讼法》（1989年）第25条第2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二，书面审把申请人关在门外，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对质与辩论，复议又在行政系统内部运作，容易让申请人心生疑窦，不信任、不接受复议决定。我对这场改革的基本判断是，首先，建立复议委员会，通过掺沙子、票决制、审裁合一、不当被告、当面审理、说明理由来提升其独立性、公正性。

[29]《哈尔滨市行政复议规定》（2008年）第55条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对复议委员会的议决意见有异议，应另外组织案件议决会议或委员会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表决方式议决。1999年《行政复议法》力求与行政诉讼法相分离，增加了一些行政诉讼法不受理的案件，但是，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司法解释又增补了这些案件，使两法的范围又大体相同了。[35]Cf. Peter Leyland Terry Woods （eds.）, Administrative Law Facing the Future: Old Constraints New Horizons,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7, pp.246-247.[36]参见，马怀德：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行政复议法》评介，载于《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如果我们也按照这样的路数，把复议机关并入法院系统，首先，就会删除传统上比较倚重的行政内部过滤纠纷的常规机制，使大量的纠纷直接涌入法院。

三、 复议机关要不要当被告在英国，或许是透入骨子里的无偏见（no bias）等自然正义观念，即便在未司法化之前，行政裁判所还是政府的司法分支（As part of the judicial arm of government）时，在形式上就是独立的，[21] 绝不会和案件结果发生利害关系，裁决不被当事人接受，也不会被诉至公堂。[48] 各有各的理念、传统和实际诉求。

更有那些政策强、政治敏感、法官不宜介入的领域，通过复议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和协调程序，应当也可以解决。专家学者、律师、专业人士的参与，弥补了条条管辖取消之后的专业不足，尤其是专家学者、专业人士更通晓立法背后的政策考量，也更能应付政策敏感的行政纠纷。

以裁决原理重新设计复议制度，在受案范围上能够摆脱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将行政机关有监督关系的领域发生的公法争议，尤其是具有公共职能、行使公共权力的第三部门、自治组织，也纳入复议范围。[3]在英国，2010-2011年度，全部行政裁判所系统受理案件的数量为831000件，而2006-2007年度行政裁判所系统受理案件的数量为546000件，五年间增加了近3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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